2025、10、22日
题目：骂莫言的人都是怎样的人？
作者：佚名
摘录：“文学的最大用处，就是它没有用处。”——莫言
当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时，他的名字曾与“中国文学走向世界”的荣光绑定；
而如今，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中，他却时常陷入“被骂”的漩涡。
有人指责他的作品“专写苦难、抹黑现实”，有人批判他“迎合西方审美、贩卖东方悲情”，更有极端声音将其与“不爱国”的标签强行捆绑。
这些骂声背后，从来不是单一群体的情绪宣泄，而是不同认知维度、价值立场与文学观念碰撞的结果。
展开剩余89% 骂莫言的人，本质上是在与“莫言式的文学表达”所代表的复杂性、批判性与个体性对抗，他们的指责，折射出当下社会在文学功能、历史认知与价值判断上的深层分歧。（一）
第一类人：误把“文学当宣传工具”，用“正能量标准”审判文学的人在这类人眼中，文学的核心功能应当是“歌颂美好、传递正能量”，是服务于宏大叙事、凝聚集体情感的工具。
而莫言的作品，恰恰打破了这种“工具化期待”——他的《丰乳肥臀》写母亲在苦难中挣扎的卑微与坚韧，却不回避战争、饥饿对人性的碾压；
《红高粱家族》写民族血性的张扬，却也揭露了暴力、愚昧对个体的吞噬；
即便是《蛙》中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，也聚焦于基层执行者与普通家庭的痛苦博弈，而非简单的“政策赞歌”。
他们骂莫言，本质是因为“文学观的错位”：将“宣传口径”等同于“文学标准”，把“是否符合正面叙事”当成了评判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尺。
在他们看来，文学若不直接歌颂国家成就、赞美社会进步，就是“不务正业”；
若不回避历史与现实中的黑暗面，就是“刻意抹黑”。
他们看不到莫言笔下“苦难中的人性光辉”——《丰乳肥臀》中的母亲用乳汁哺育不同姓氏的孩子，是超越血缘的大爱；
《红高粱》中的余占鳌虽粗鄙，却有着反抗压迫的原始生命力。
这些复杂的人性刻画，在“非黑即白”的宣传式文学观里，被简化成了“只写苦难、不写光明”的罪证。
更深层的矛盾在于，这类人混淆了“文学真实”与“现实真实”。
莫言的作品多以“高密东北乡”为背景，这个虚构的乡土世界，是他承载人性思考的“试验场”，而非对某段历史、某个地域的“纪实报告”。
就像鲁迅笔下的“阿Q”不是某个具体中国人的复刻，而是对国民性的隐喻一样，莫言笔下的苦难，也不是为了“暴露黑暗”，而是为了挖掘“苦难如何塑造人、考验人”。
但在“宣传式文学观”的框架下，这种艺术加工被等同于“对现实的否定”，骂声便随之而来。（二）
第二类人：被断章取义裹挟，用“碎片化解读”替代文本阅读的人互联网时代的“碎片化传播”，为骂莫言的声音提供了温床。
许多骂莫言的人，从未完整读过他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。
他们对莫言的认知，来源于社交媒体上的“片段引用”“标题党文章”与“刻意剪辑的访谈”。
比如有人截取《丰乳肥臀》中“母亲与多个男人结合”的情节，指责其“低俗露骨”，却忽略了这一情节背后“战争年代女性为生存的无奈选择”；
有人引用莫言“文学要敢于暴露黑暗”的观点，歪曲为“文学就是要抹黑中国”，却割裂了他“暴露黑暗是为了反思黑暗、走向光明”的完整表述。
这类人骂莫言，是因为“认知被碎片化信息绑架”，失去了对文本的整体判断力。
他们不知道，《丰乳肥臀》的核心是“母亲”这一形象所承载的民族韧性——在饥荒、战乱、政治运动的轮番冲击下，母亲用最朴素的母爱守护着生命的延续，这种“向死而生”的力量，恰恰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礼赞；
他们也不了解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，强调的是他“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，将民间故事、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”，而非所谓的“迎合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想象”。
当碎片化的“黑料”取代了完整的文本阅读，理性的文学讨论便被情绪化的指责所替代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，故意制造“莫言=抹黑中国”的对立叙事。
他们将莫言的作品与“西方反华势力”强行关联，把文学批评升级为“意识形态对抗”，诱导读者陷入“非此即彼”的思维陷阱——要么支持莫言，就是“不爱国”；要么反对莫言，就是“爱国”。
这种简单粗暴的标签化，让许多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，在“爱国”的名义下加入骂战，却从未真正理解莫言作品的内核。（三）
第三类人：拒绝“人性复杂性”，用“二元对立”简化历史与现实的人莫言的文学世界里，没有绝对的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，只有“在命运中挣扎的人”——《红高粱》中的余占鳌，既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，也是抢占民女的土匪；
《蛙》中的陈眉，既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，也为了利益参与代孕；
即便是《檀香刑》中冷酷的刽子手赵甲，也有对“手艺”的偏执与对家族荣誉的执念。
这种对“人性复杂性”的书写，恰恰是莫言文学的价值所在，却也成为他被骂的重要原因。
这类人骂莫言，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“人性的灰度”，习惯用“二元对立”的思维简化历史与现实。
在他们眼中，历史只能是“英雄的赞歌”，不能有“个体的痛苦”；
现实只能是“进步的画卷”，不能有“发展中的问题”。
他们无法理解，为什么莫言要写“英雄的缺点”与“普通人的苦难”——在他们看来，写这些就是“否定英雄的贡献”“否定社会的进步”。
比如，有人批判莫言“写文革中的苦难，就是否定文革的历史意义”，却忽略了“反思苦难是为了避免苦难重演”的基本逻辑；
有人指责莫言“写农村的落后，就是否定乡村振兴的成就”，却看不到“正视落后才能更好地推动进步”的理性态度。
这种“二元对立”的思维，本质上是对“历史与现实复杂性”的逃避。
他们害怕面对“宏大叙事背后的个体代价”，害怕承认“进步过程中的不完美”，于是将莫言的作品视为“对集体记忆的冒犯”。
却不知，真正的历史记忆，既需要铭记英雄的牺牲，也需要尊重个体的苦难；
真正的社会进步，既需要歌颂成就，也需要反思问题。
莫言的书写，恰恰是在守护这种“完整的记忆”与“理性的进步”，而这，却与“非黑即白”的思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。（四）
骂声背后的深层矛盾：文学的“自主性”与“工具化”的永恒博弈骂莫言的声音，看似是对一个作家的批判，实则是文学领域“自主性”与“工具化”博弈的缩影。
莫言所代表的，是“文学应独立于功利目的，专注于人性探索与精神反思”的传统——这种文学观，强调文学的核心价值是“人”，是对人的生存状态、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，而非服务于某个具体的政治、社会目标。
而骂他的人，大多持“文学应服务于外部目的”的工具化文学观——文学要么是“宣传的载体”，要么是“民族主义的旗帜”，要么是“正能量的传声筒”。
这两种文学观的冲突，由来已久。
从鲁迅时代的“要不要写国民性的弱点”，到如今的“要不要写现实中的苦难”，本质上都是“文学该为谁服务”的争论。
莫言的幸运在于，他的作品获得了世界文坛的认可，证明了“聚焦人性、反思现实”的文学，具有跨越文化的普遍价值；
而莫言的“不幸”在于，在当下的舆论场中，这种文学观仍需面对“工具化思维”的猛烈冲击。
但值得欣慰的是，骂声从未淹没莫言作品的价值——他的小说仍在不断再版，仍有无数读者在“高密东北乡”的世界里，感受人性的温度与历史的厚度；
仍有许多学者在研究他的作品，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在“本土化”与“国际化”之间找到平衡。
这说明，真正的文学，不会被一时的骂声摧毁；真正的读者，也不会被情绪化的指责误导。写在最后——
尊重文学的多元，比“骂或捧”更重要评价莫言，从来不是“爱不爱国”的选择题，也不是“好或坏”的判断题，而是“如何理解文学”的思考题。
那些骂莫言的人，或许有他们的认知局限与价值立场，但他们的骂声，也提醒我们：在当下的社会中，文学的“自主性”仍需被守护，理性的文学讨论仍需被倡导。
我们不必强迫所有人都喜欢莫言的作品——文学本就具有多元性，有人偏爱歌颂，有人偏爱批判，有人偏爱浪漫，有人偏爱现实，这都是正常的审美差异。
但我们应当反对“用非文学标准审判文学”，反对“用碎片化解读替代文本阅读”，反对“用二元对立简化人性与历史”。
因为这些做法，不仅会伤害一个作家，更会扼杀文学的生命力，让文学沦为工具，失去它反思现实、滋养精神的本质价值。
莫言曾说：“文学的最大用处，就是它没有用处。”这种“无用之用”，恰恰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——它不直接解决现实问题，却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性；
它不直接宣传某种理念，却能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历史与现实。
尊重这种“无用之用”，尊重文学的多元表达，比“骂莫言”或“捧莫言”都更有意义——这才是对文学的真正敬畏，也是对一个健康文化生态的真正守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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